在十二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上，一份关于科技成果转化的提案得到了50位全国人大代表的签名，引起了科技界的广泛关注。

全国人大代表，四川省人大常委会副秘书长徐建群提出，科技成果转化要从“分粮”转为“分地”，要把科技产权分配给研发人员，让研发人员拥有交易、使用权利。

▌现 状：全国高校专利转化率不足3%

“目前，专利法第六条规定执行本单位的任务或者主要是利用本单位的物质技术条件所完成的发明创造为职务发明创造，申请专利的权利属于该单位；申请被批准后，该单位为专利权人。”徐建群谈道，这样造成的局面就是，很多科研人员与专家的发明和创造，成了课题，成为论文申报材料，实现成果转化的很少。

目前，全国各类高等学校拨入科技经费总额为1244亿元，全年专利授权数共82369项，以合同形式转让数为2257件，转化率不足3%；全国各类高等院校出售专利当年实际收入5.4亿元，技术转让当年实际收入26亿元，两项收入合计占总拨入科技经费的2.5%。中国高校科技成果转化率及产业化程度远低于发达国家40%-60%的平均水平。

为解决这一难题，国家连续出台了多项奖励政策。“遗憾的是，提高奖励后，全国高校、科研院所并未出现制度设计预期的科技成果转化井喷现象，即使许多高校将奖励比例提高到80%乃至90%，对推动转化依然收效甚微。”徐建群说。

究其原因，徐建群认为，奖励激励是一种被动权利，是不稳定的；奖励不包括交易权、定价权等产权权利，且具有延迟性和不确定性。“先转化后奖励只是一种‘分粮食’的行为，没有深化到‘分田地’的激励。”

 ▌探 索：让研发人员拥有“科技产权”

对此，2010年，西南交通大学就在国内首吃“螃蟹”，进行了“职务科技成果混合所有制”探索，将职务发明专利知识产权分割给职务发明人团队。从前是在成果转化后进行奖励，但西南交大的这一模式，在没有转化前，就把权利分给研发人员。“这让科研人员拥有了‘科技产权’，自己有了主动权，更具积极性，更会积极主动推动科技转化。”

徐建群举例说，从前，土地是国家的，粮食也是国家的，农民通过劳动进行粮食的按劳分配，农民积极性没有得到充分调动，分了田地给个人后，整个农村就有了爆发力，各家各户该种什么，自己根据市场调节，物质产量也得到大幅度提高。“奖励激励模式下的‘先转化、后确权’相当于‘分粮’，而西南交通大学确立的产权激励‘先确权、后转化’则相当于‘分地’。”徐建群说道。有人把西南交通大学职务科技成果混合所有制的试验比喻成科技领域的“小岗村”。如今，这种大胆的探索和实践让学校、科技人员、地方政府各方看到了产权改革带来的变化。

 ▌建 议：在八大全创区推行改革试点

“四川正在探索让20所大专院校和科研院所推进这一模式。”徐建群说，希望四川的一小步能成为全国的一大步。“但问题是，目前这一做法与现行法律《专利法》第六条撞车。” 

对此，徐建群提出，建议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改革试点授权，在四川或者八大全面创新改革试验区内暂停适用专利法第六条。同时，还建议全国人大常委会尽快修改专利法第六条及相关法律法规，为推动改革提供法律依据。

徐建群还建议，在全国八大全面创新改革试验区推广西南交通大学的做法，形成改革试验区与非改革试验区的对比样本，有利于对比检验探索的实际功效，这对下一步修法将有重要的样本意义。

▌“科技成果转化率”如何衡量？

  “科技成果转化率”，很多人对这个词并不陌生。但在新闻报道中，关于我国“科技成果转化率”是多少、如何计算等问题，不少专家都表示：“没有统一的计算口径。”

  ❶ 来自计划经济时代的概念

 “强调科技成果转化是好的。但‘科技成果转化率’是计划经济时代的概念，本身就不科学，将从科研到创新的复杂问题过于简单化了。”中国科学院大学管理学院副院长柳卸林说。

 “成果本身的界定很难说清楚。”柳卸林说，“什么叫成果？是不是科技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的一个项目完成了就是一个成果？有的一个项目产生了5个专利，是不是就是5个成果？”

 柳卸林认为，科学研究有很多种价值体现方式，其中一种形式是发表论文，但论文是公共知识，一般不需要考虑商业化。所以要考虑成果转化，就是考虑论文以外的成果，例如以专利形式出现的成果。

 “与计划经济时代相比，现在科研成果形式多样，根本没法统计。此外，可能转化了某1个成果，比转化其他5个成果产生的效益更高。”柳卸林说。

 对于科技成果转化率究竟应该谁来统计的问题，北京科技大学教授刘澄表示，最权威的统计部门应该是知识产权局，由知识产权局统计专利交易数据，并估算转化率，科技部、国家发展改革委都应该以知识产权局发布的数据为准。

 “从知识产权局来看，成果转化率就是知识产权交易率。”刘澄说，知识产权局在统计科技成果转化率时，一般采用抽样调查的方法。

 但同时他也表示，目前知识产权局自身也面临着统计困境。“一方面，知识产权局自身对于科研成果转化方面的科研力量不够；另一方面，知识产权局的研究人员到企业调研知识产权转化多少，能够出多少效益、产值，企业有可能都不搭理。”

 ❷ “中国特色”的“强调”

 既然没有权威的统计数据，那么为什么国内还在强调“科技成果转化率”？

 对此，柳卸林表示，之所以国内仍在强调“科技成果转化率”，是由两个因素促成的：一是很多项目在立项时没有考虑项目的商业化前景，或者一开始觉得有商业化价值，但在项目实施之后发现没有商业化价值；二是一些项目尽管有商业化前景，但大学、研究所没有动力去推行，致使转化率低。

 在刘澄看来，与美国和德国等发达国家相比，我国对科技成果转化率的强调带有一定的“中国特色”。

“美国、德国等发达国家并不存在成果转化方面的问题。”刘澄说，因为他们的科技成果本身就是面向市场的，科研成果研发出来就直接面向生产线，否则对于作为科研投资主体的企业来说，资金就“打水漂”了。

 他认为，我国对“转化率”的强调，恰恰说明我们的科研不是面向市场的。“我们的科研依靠国拨经费，所以会特别强调要转化。”

 ❸ 让“强调”更有意义

 “强调科技成果转化是好的，但绝不能回到以成果转化率论英雄的时代，不能把从科学到创新的复杂问题简化为一个‘转化率’指标，而是要建立合理的、科学的指标体系。”柳卸林说。

柳卸林评价说，可三五年为考核期，评估某研究所的成果有哪些转化了，让多少企业从中获益，衍生出多少企业，产生多少经济效益。

 柳卸林表示，除此之外，目前需要反思三方面问题：即我们为什么有这么多科技成果在立项时没考虑商业化价值？我们为什么有那么多没有价值的知识产权出现？谁有动力去推进有商业价值的成果转化？

 面对科技成果转化率低的现状，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张晓强认为，从某种意义上讲，最迫切的不是增大科技投入，也不是就科技创新谈科技创新，而是要加快科技体制改革步伐。

 “关键是怎么改。”对于张晓强的观点，刘澄表示赞同，“在中国，强调什么、考核什么，大家就一窝蜂去做什么。就专利而言，现在还有专门卖专利的市场，今年中国专利总数达到世界第一，但我们真正有价值的很少。”

 因此，刘澄认为，首先应当改革考核机制，提升科学家的诚信意识，考核不要老盯着成果，盯着专利，真正要盯的是成果对现实的效用。其次，应当强化市场约束，使科研面向市场，与市场无缝衔接。

来源：国际技术转移、中国科学报

编辑：Chaona